從今年的三月八日起,我開始任職了四個月的宿霧駐點人員一職,一開始覺得好像是個放假的好機會。加上曾經在紐西蘭生活三個月,美國生活了一年,在英語系國家生活對我來說,並不是那麼陌生的事,甚至十足把握覺得自己非常能夠勝任這份工作;是啊,我有時候就是太自以為是地去解釋這個世界了。

而且在菲律賓駐點沒有制式的上班時間、不需要天天進辦公室面對各式各樣的諮詢。初期來到這邊確實覺得很輕鬆自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只要可以按時繳交公司需要的行銷作業,殊不知這樣安穩的生活似乎也持續一個禮拜而已。

一切的故事開端都是從這裡開始的。「Irene某某學校的xxx名字拼音和黑名單一樣。」我永遠忘不了剛接任沒幾天的我接到PP的電話當下的表情—呆滯,「可能需要你過去一趟。」其實在趕過去的路上我還是沒有太多的感覺,只是覺得身為代辦還是去露個臉吧。

到達學校時,一位中文職員、日本職員及菲律賓老師稍微解釋了一下情況,等待學生下課後,我們就分了兩台計程車前往移民局了。當時菲律賓職員坐在副駕駛座,用Visayan(宿霧當地話)和司機聊天,從聊天過程中隱約可以猜得出來他們正討論著發生在學生身上的黑名單事件。而這位黑名單女孩就和我坐在後座,一路上她不是很多話,有一句沒一句,但句句都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安和緊張,讓我想我第一次出國的樣子,連"How are you?"都聽不懂的程度,就和堂妹兩人飛到紐西蘭了,現在想想真的滿佩服自己那時的衝勁。「你來唸多久啦?」我試圖想開點話題化解尷尬。「一個禮拜。」「那你會待多久呢?」「三個月。」嗯……她真的很緊張。「為甚麼我這麼衰,這是我第一次來菲律賓就發生這種事。」她很免強地擠出了這句話,聽到這句話時其實滿開心的,一個剛到異地生活的女孩,還沒有交到什麼朋友,我相信她一定很需要有個人陪著她一起度過,而對她來說還算一位陌生人的我,也想成為分擔她焦慮的其中一個部分。

到達移民局時,菲律賓老師熟門熟路地帶著我們到移民局外的走廊上,那位老師用當地話撥了幾通電話,沒多久來了兩位她的當地朋友,裡面也走出了一位自稱是移民局內的官員,那位官員拿著一張紙:「你們看他的名字拼音和這位黑名單一樣」,當下其實沒有很認真聽他在說甚麼,我只看到的是一張紙上寫著犯罪日期、和黑名單女孩一樣的護照拼音,就這樣。「沒有犯罪人的生日或護照號碼嗎?」我疑惑地問著,當下沒有帶任何情緒。「沒有,以前的護照或是海關只會記錄護照拼音。」官員回答。沒有其他資料,只憑著一張紙上印著相同的拼音和犯罪日,我的情緒稍有起伏地回他:「只有這兩個資料就說她是黑名單?」在一旁的中文職員也稍帶情緒地為黑名單女孩辯解:「對呀!也不想想這個犯人犯罪時她才七歲!一個七歲的小女孩事能做什麼?況且看她的紀錄也知道她是第一次來到菲律賓!」黑名單女孩面有難色地看著我們,當時的她還聽不懂英文對話內容,只能看著我們的表情、語調猜測著。「沒辦法,就是這樣,她需要辦理文件證明她和黑名單上的人是不同的兩個人,看你們要自己搭飛機去馬尼拉辦,還是付八千多披索讓我們代辦,但你們如果選擇去馬尼拉辦的話可能要待個幾天到一個禮拜,而且不一定辦得下來。」官員語氣平常地回答,背後含意似乎說著不想浪費時間就花錢給我辦吧。「讓我想一下。」這一切的一切都很弔詭,怎麼可以拿著一張有名字和日期的紙就要黑名單女孩支付這一筆錢,且不是一筆小數目。「你們先帶他上去辦良民證」菲律賓老師似乎習以為常地說著,請了她後面剛來到的兩位菲律賓朋友帶著我們上樓辦理。在等待之餘,我緊張地翻找著手機,一面和公司報告事件,一面上網查詢資料,我不知道能不能順利解決這件事,但至少讓我做點什麼吧!我在心裡祈求著,突然一個想法閃過,我拿起手機,撥出了截至目前為止公司還沒使用過的台灣駐菲律賓辦事處電話。「喂,你好我遇到了一個困難……」我將來龍去脈解釋了一遍,我想對方也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不安的情緒,試圖想安撫我。「蔣小姐您先不要緊張,我們已經處理過很多這樣的案件了,麻煩您告知移民處人員請他們提供資料給我們,我們這邊可以直接為您辦理澄清文件。」當下我雀喜著,往官員的方向走想麻煩他們提供資料,沒想到得到的答案是:「不行,這是機密文件。」「那拍照可以嗎?」「不行。」很明顯地他們堅決不提供資料。無奈地我再次撥出電話:「他們官員堅持資料事不能外洩的。」台灣駐菲律賓辦事處的官員似乎情緒也被激怒了:「哪有這回事,我們處理過這麼多案件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太荒謬了!蔣小姐麻煩您把手機拿給移民局官員!」無奈地我走向菲律賓移民處的官員:「不好意思我們台灣駐菲律賓辦事處的官員想和您談談,是不是能請你和他說說呢?」沒想到得來的答案只是:「我只和真人說話,不和電話說話。」我方的駐菲律賓辦事處人員聽得火冒三丈,而我也只是無助地拿著電話,看著菲律賓官員,不知道我還能做點甚麼了……。這一連串下來都太匪夷所思了,首先是菲律賓老師熟門熟路地帶我們上來,直接在走廊上談起交易,一張只有名字和日期的紙、拒絕談話、拒絕提出證明文件,當然我知道我沒有任何立場去懷疑這是不是一件聯合詐騙案,但我無法忍受看著自己的學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任人宰割。中文職員也非常努力地在一旁為黑名單女孩辯解,「你們再吵,我把你們跟那位女孩一起抓去關!」當下我愣住了,一切的一切都來的太快、太不合理。黑名單女孩愣愣地看著我們,努力地試圖理解我們正在談論什麼。「請你讓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會再和你聯繫。」最後我留下了這句話,不敢貿然地下決定,畢竟八千多披索也不是一筆小費用,決定先回去思考一下,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處理方案。

在回去的路上,菲律賓老師依舊坐在副駕駛座的位置,不耐煩地碎念著:「你們為什麼不乖乖付錢就好了!」而女孩也受不了不安的情緒:「他們到底憑什麼啊!」我收到了她的不開心,當下我只能成為她的垃圾桶,因為連我也受到驚嚇了,但更多的情緒是難過,這個情緒當下我並沒有過多地去意識它到底是什麼,只是忙著和公司報告事件處理的狀況,「Irene你處理地很好,我們會再和學校討論這個事件,目前你們已經沒有甚麼能再多做的了,今天就先這樣吧!」公司其中一位主管透過電話說著。回到學校後,女孩似乎也受到了不少驚嚇,加上他對菲律賓仍不是很熟悉,於是我提出邀請:「要不要一起吃飯?」「好啊!」聽到著個回答我覺得剛剛不安的情緒似乎踏實了些。

那天我們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在思考晚餐該吃什麼,只是就近到附近的麥當勞填個粗飽。在吃飯時我並沒有太專注地和女孩聊天,而是低著頭,很認真地看著主管們的聊天群組,當下情緒依然低落,看著群組內的內容,我覺得我收到了很多的責備,沒有多餘的思考,我激動地按著手機鍵盤反駁,其中一位主管當下直接打來,我對女孩指著手機示意著要出去接電話,他點了點頭我就抓著手機走到門外了。「Irene你在說什麼啊!」主管似乎有點情緒地說著,「你們不是說……」聽到了,我聽到我的聲音很明顯地在顫抖,終於我忍不住地在門口外崩潰大哭:「他們說要把我們抓去關!他們要抓我們去關欸!怎麼可以這樣!」於是我知道當時在計程車上難過的情緒是什麼了。「Irene沒事的,你做的很好,我們沒有責備你,你做的非常好。」聽到這句話似乎為我打了一針安定劑,讓我更放心地宣洩自己的情緒。電話斷線後,我在門口稍稍平復自己的情緒,試圖用「別擔心,有我在。」的樣子再進去裡面面對黑名單女孩。當我再坐回到位置上時,女孩說:「還好嗎?」於是我還是忍不住情緒開始顫抖,拿起衛生紙壓住眼角,我想表現的堅強,如果我都不堅強了,還有甚麼資格成為專業顧問、成為學生們的依靠。但一切都來不及了,情緒來的比我的理智快得太多:「我真的覺得很難過,為甚麼只是來唸個書會發生這些事……。」在菲律賓的學生們都會叫我姊,即便他們年紀比我大,甚至能夠當我爸媽的年紀,大家都稱呼我為Irene姊,對他們來說,我就像是個堅強的大姊,為大家處理大小事,但殊不知我是個表面堅強,但其實還是個22歲剛畢業、沒什麼社會經驗的大學新鮮人,還是個愛哭鬼。黑名單女孩也只是愣愣地看著我哭,不知道是我眼睛內有淚水的關係,還是真的如我所看見的,她的眼睛也泛著淚水。

黑名單事件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身為一位菲律賓遊學顧問,我以後該用什麼樣的角度和立場,去和人們說可以安心地來菲律賓念書?

後來我和黑名單女孩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們假日常常一起出遊、吃飯、聊天、逛街、看電影,我們一起分享著生活中的大小事,而我也常和她提到這個疑問。「為甚麼要這樣想?」她一直就是個直來直往的傻大姊個性,「這個事件並不會因為沒有了菲律賓遊學就不會發生,我才該慶幸有你在,不然我一個人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是阿,其實這一路我都是這樣搖搖晃晃地,很多時候都懷疑自己是不是太年輕,看的事情還不夠多,甚至覺得自己不適合作為一位顧問。但是因為黑名單女孩事件,我更確定自己在這個領域的立場,是重要的。

 

我親愛的黑名單女孩—S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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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愛琳 愛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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